与有吸毒成瘾史的青少年沟通，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吸毒，为什么戒不掉，为什么成功戒毒了，能进一步了解青少年与毒品之间的关系，以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做借鉴。
虽然面对采访的青少年肯定隐藏着一些难以启齿的内容，但还是比较真实的，这是来自当代青年研究的一份资料。
因此，本文将围绕“毒品认知”与“制度约束”两个方面对特定社会结构背景中个体的毒品使用过程做出探讨和解释。据此，本研究选择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15名社会转型初期的青少年吸毒者展开深度访谈，并依据所收集到的鲜活一手资料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吸毒经历。本研究的受访者全部来自S市Z机构同伴教育服务项目中的戒毒康复同伴辅导员，他们不仅有着长期吸食毒品的经历和相对“完整”的毒品使用生涯，同时拥有长期保持操守的康复经历。
毒品消费的多元形态
人们对毒品及其危害的知之甚少以及外在制度约束的几近全无，加之使用毒品本身所需的高额费用，都使得受访者在初次吸食毒品时仅仅只是将其视作某种具有特定功能的消费品。而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则为毒品消费形态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符号消费。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以收入为标志的差距不断扩大。部分率先富裕起来的人，其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已经明显超出了周边人群，先前被长期压抑的消费欲望也得以迅速发酵膨胀。对于他们而言，毒品就如同品牌服饰或价格昂贵的物品一样，作为“有钱人奢侈品”的符号价值和象征功能不断凸显，旨在表明其富裕阶层的身份地位，从而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当你的钱已经是别人十年、或者几年的几倍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看着有钱的人都在碰这个嘛，你也就碰了。人总归想往高处走，走到这种大姐大、大哥大的行列，对吧？”
通过上述特定社会阶层身份地位的确证，他们还期望从中获得自身的优越感以及社会性的自尊和满足。很显然，这种消费已经更加带有社会象征意味，成为一种地位和身份的建构手段。“那个时候也没有见识过这个东西，反而感到自己很新潮的！毕竟这个东西价钱很贵的呀，能够敢碰的人，肯定感到自己很有一种优越感了嘛。”
需求消费。对于那些生活不再处于基本温饱状态的人而言，他们在生存劳动方面的压力大大减轻了，同时休闲娱乐的时间不断增长。这部分人开始从物质生活需求的基本满足转向注重精神生活需求的满足，吸毒也被视作一种可以“无限扩大想象空间”“彻底释放压力”和“消磨时间”的消遣方式。“我吸毒是因为老公从来都不陪我，我实在不可能一个人天天去买东西，或者天天拖着我姐姐、拖着我的朋友去喝下午茶。然后，别人说吸这个东西时间会过得很快，所以我才会去碰。”抑或者，毒品那虚无缥缈的“快感”和高昂的“身价”也恰好能够迎合他们寻找新奇刺激的需求。“当时身上有200多万。我跟你讲，在上海滩可以随便晃的……所以说，上海滩可以玩的东西我都玩过了，没什么好玩的了。那个时候呢，其实人有点飘，每天就是想着怎么样玩能够玩得舒服、玩得刺激。最后就弄这个东西，觉得好像有钱了，什么东西都玩过了，这个玩了就玩了。”
好奇消费。对于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来说，寻求新鲜事物的刺激和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是他们初次尝试吸毒的重要原因。在整个社会都对海洛因等毒品不是非常了解甚至是完全不了解的时候，青少年冒险的个性特征使得他们很容易就会受到有吸毒行为的朋友、同学等的诱惑或误导，从而将毒品当作一件新鲜事物去探索。“那时候赚到了第一桶金，1994年的时候。那天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当时看到他们吸食海洛因，烫吸的。他们知道我很好奇，而且对新鲜东西比较敏感，然后对我诱惑也好、灌输也好，说‘你吸了这个东西，就会感觉要什么有什么！’然后我就第一次尝试。”
压力消费。朋辈群体对个体行为方式的选择往往具有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吸毒行为的发生也不例外。实际上，很多人第一次接触毒品并不是来自传统观念里陌生的毒贩子，而是在聚会或派对这类轻松愉悦的社交场合中由自己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提供。在这个交际圈子中，基本上都是兴趣相近、感情相投的同龄伙伴，提供毒品就像敬烟、敬酒一样，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交礼仪。在有吸毒行为的朋友的劝诱之下，很多人都会信奉“江湖义气”，或者迫于维持交际圈子的压力而选择吸食毒品；尤其是当一个人非常重视与那些吸毒者之间的关系时，就更有可能屈服于这种影响并沉溺于毒品之中。“我接触到这个东西是1999年，那个时候年轻嘛，就在社会上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那个时候在台面上吃，就叫我吃；他吃、你不吃，觉得好像过意不去，哥们义气嘛，就这样沾上了第一口。”
认知偏差与约束无力
很多受访者都表示，在吸毒初期的时候会感觉到难受，尤其是生理上的不适反应尤为明显。但是，基于对海洛因等毒品存在的一些错误和片面认知，或以为它是一种具有神奇效果的药物，能够带给吸食者飘飘欲仙的愉悦感，或以为它能够带领自己脱离现实生活而进入虚幻的精神世界，甚至直接将其看作满足自身某些需求的替代品，进而选择继续使用毒品。“那时候听他们说会飘啊怎么样的，其实我一点都没感受到。第一次吸的时候是会吐的，胃很难受；生理上、身体上，我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好受的或很舒服的。后面之所以会继续去吸，大概是因为吸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吧。几个人一起聊聊天啊，拿起来吸吸啊，水果啊两边都放好。那时候就觉得，消磨时间倒是蛮好的。”
而且，在当时的一些影视节目或者社会宣传中，人们要么常常看到吸毒者吞云吐雾之间潇洒舒适、陶醉的样子；要么就是听到一些简单的宣传，例如“你不能吸毒”“一吸就死”，或者“这个东西不能碰”“碰了就戒不掉”，等等，并没有将毒品的特性和危害性准确地告诉人们。这就难免使得一些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认为毒品并没有那么可怕。“我在广州做生意嘛，那边的朋友或者亲戚，都跟我讲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可怕，我不相信。”反而戒毒信心十足，自以为能够自主地把握毒品的使用。“当时碰的时候呢，我就是不相信，认为这个是戒得掉的，因为我感觉自己毅力很强。”
与此同时，当时我国的戒毒工作也极其不规范，由执法机关开办的强制戒毒所、劳动教养戒毒所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无法适应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吸毒群体的需要。一些自愿戒毒场所也出于利益的驱动而减少管理人员和设施以降低经营成本，甚至缩短法定戒毒时间或者乱收费；在一些吸毒较为严重的城市和地区，“两天戒毒”“祖传秘方戒毒”“戒毒灵药”等虚假戒毒广告也随处可见。在如此境况之下，戒毒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实施过程中的混乱，就直接导致了制度根本无力约束个体的吸毒行为。“我被抓了好几次嘞，第一次抓住就放了，他也不知道这个。第二次再抓住呢，我是15天拘留，拘留再出来。第三次抓住，才是戒毒，去戒毒所戒毒。”
维持毒品使用行为的具身体验
在偏差毒品认知与制度约束无力的双重作用下，受访者的毒品使用行为得以维持。但不久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毒品产生了依赖，并且身体也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成瘾症状。“大概过了一个月，我就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就想着这个东西。就感觉不去碰它嘛，身上就挺不舒服的。不是什么很冷的时候，身上挺冷的；有的时候嘛，也打喷嚏啦；还有嘛，眼睛里面那种，就是眼泪水它自己会流下来。”而且，成瘾之后在身体和心理上对毒品的强烈依赖性，还往往会打破常人的自由意志及其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严重影响到个体的日常生活安排与饮食习惯。“我现在回想起来，等于就是透支你的身体啊！因为我们溜冰，就是干点，三天三夜不吃饭的……我现在是140多斤啊，那个时候98斤，真的瘦得不行！而且，碰了这个东西，你不睡觉，总归是脸上没有光泽，很暗沉的。”
因此，即使受访者曾经无数次尝试各种戒除毒瘾的办法，包括自己到药店买戒毒药、去乡下戒毒或者到全国各地的戒毒所自愿戒毒，等等，最后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反复地吸毒、戒毒则成为了一种常态。“自己吸了戒、戒了吸，好几次了呀！就自己戒嘛，到药房里，人家说什么药可以戒的，那就戒，戒了后没多久嘛又抽了。这时候怎么，脑子真的糊涂了，戒不掉的！如果你没有了，今天没有吃啊，哎哟像个苍蝇一样地去找，就这样的呀。”
消极认知与强力约束
在反复吸毒、戒毒的过程中，毒品最终成为了缓解身体不适症状，甚至是延续生命的药物；毒品问题不再单纯地表现为成瘾症状，更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强迫性习惯。因此，很多受访者都将毒品描述为“救命药”，提及“吸到后面不是吸毒了，而是吃药”。“心里一直不想弄的，到最后肯定是不想吸的，但是呢，没办法了，就天天当药一样了。就像生病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你必定要用药呀！就是天天规定时间，早上要吃药了，用一点；晚上要吃药了，用一点。”殊不知，这种消极地将毒瘾归咎于毒品所产生的难以抗拒的药效之思维定式，实际上为戒毒设置了一种无形的障碍。每天不是在吸毒，就是在为了获得毒品而奔波，毒品已然占据了他们全部的日常生活时间和空间。“抽到后来，什么都不想做了呀！每天睡觉一睡醒，就在担心今天一天日子怎么过；因为你眼睛一睁就要这个东西呀，没有这个东西你人扛不住啊。在当时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命；没有这个东西，我的命就没有了，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但随着我国对毒品及吸毒行为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对吸毒行为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相关规定呈现出越来越严厉的趋势时，相应的要求在场所内进行戒毒的期限也越来越长。显然，此时的禁毒氛围以及相应的吸毒情境，与受访者最开始接触毒品时所处境遇已经截然不同；他们除了需要忍受吸毒带来的个体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还要躲避制度的打击。“原来就觉得，抓这个干嘛？我又不是偷的，又不是抢的，我自己付钱买的呀！就像我在外面买一包烟一样的呀，就是这个感觉。后来才知道，这个是要抓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高楼里面，我都不敢坐电梯上去，因为电梯里面有摄像头的，或者万一有这种楼组长啊什么的碰到了，去跟户籍警一说，他会来找我的。这个日子是比较难受的，要躲躲藏藏的过日子。”
多重冲突下的意义迷失
对自己戒毒的消极认知以及外在制度约束的日益规范所带来的是，受访者一方面需要处理自己想戒毒却又戒不掉的内在心理冲突，另一方面还需要面对关于吸毒行为从一种“消费行为”转变为一种“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到底应该如何定性的认知冲突。并且，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他们真正意识到“吸毒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更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时，上述冲突还会进一步扩展成为个人行为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正因为如此，对成瘾行为日甚一日的依赖所引起的并不是日益增长的幸福感，而是丧失自我感，最终被羞愧感和悔恨感所代替。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和生命存在的意义，甚至还有可能由于找不到这种意义而选择走向生命的终结。“其实我跟你讲，我毕竟不是一个很堕落的人。清醒起来的时候，真的恨死了！怎么会堕落到这个程度？我自己想，不管怎么样，应该说我还是个有骨气的人，还是比较积极的，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有时候恨啊！真的恨死了，你知道吧？”
本文通过梳理青少年吸毒者毒品使用生涯的动态过程发现，青少年群体的毒品使用行为既不只是个体自身的抉择，也不是单方面受到社会力量影响的结果，而是个人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过程。首先，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使得人们能够从中受益，获得全新的社会身份和高额的经济利益；社会生活理念的转变也使得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日益多样化与丰富化。上述转变无疑为毒品在我国的渗透提供了潜在的市场，一部分人也正是因此才拥有相应的机会以及足够的时间和经济资本接触毒品。
其次，个体对毒品的认知不清，甚至还存在很多片面和错误的认知，某种程度上是与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即改革开放后国内社会结构形态发生重大转变，直接导致了禁毒工作无法再像原来那样依靠单来协助开展，而居委会、学校等尚未充分发挥其在禁毒（宣传）工作中的作用，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对海洛因等随着国门打开而进入我国的毒品及其危害的认识存在不足。最后，我国新时期青少年群体的吸毒问题也与我国戒毒制度的不完善及其相对于毒品类型发展变化的滞后性息息相关，使得人们在接触到从未听说过或见到过的毒品种类的同时，也没有新的秩序规范来及时地约束他们的吸毒行为，直至成瘾、陷入“戒断治疗—复吸—再治疗—再复吸”的恶性循环之中。
此外，青少年个体对毒品的认知以及戒毒制度的外在约束力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推动了青少年吸毒者毒品使用生涯的发展，并最终指向个体生命意义的迷失。也就是说，“吸毒”逐渐成为青少年吸毒群体社会身份的主特征，使其失去了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依赖于通过单一因素或将几种因素综合起来去理解青少年群体的成瘾行为，也不可能仅仅针对成瘾者个体采取戒断治疗措施就期望能够解决青少年吸毒成瘾这一难题。更进一步地，本文立足于前述研究发现指出，应对青少年群体吸毒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应在于协助他们重新建构起新的生命意义，并以此激发其做出改变的内在动机。唯有如此，该群体“社会康复”的实现才能够不仅仅止步于戒断毒瘾，而是能够在对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重新理解与定位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和创造作为一名正常社会成员的主体立场和存在方式。